大家好！“我”是一建君。

自1952年誕生于上海，“我”已經走過了69個年頭。一路走來，風雨兼程，幾代一建人愛國奉獻、艱苦奮斗，才有了如今“我”高質量發展的良好勢頭。

六十余載櫛風沐雨、砥礪歌行。這一路有太多的故事、太多難忘的瞬間、太多令人鼓舞歡欣的時刻，想要和大家分享。

知曉來路，才能安放好當下的腳步，才能更好地邁向明天。從今天開始，“我”將講述自己的歷史。通過學習司史，讓大家更加了解企業文化，更好融入公司發展，提升自身榮譽感、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識，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盡心盡力做好本職工作。

1952年6月12日，華東建筑工業部工房工程處（甘肅一建前身）成立。這是建國初期，上海市組建的第一批大型全民所有制施工企業之一。同時，也揭開了甘肅一建發展的歷史帷幕。

回眸公司1952—1985年，34年的風雨征程，大致經歷了五個時期：(1)艱苦奮斗的創業時期；(2)參加大規模工業建設的發展時期；(3)國民經濟困難與調整時期；(4)十年內亂時期；(5)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初始時期。

（三）

1959年至1961年，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協議，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經濟“八字方針”，明確指出“1961年應當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采取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此后，我國的經濟進入了調整階段。

縮小建設規模，調整發展速度，一批基建項目停建緩建，給公司帶來的困難是嚴重的。已初模的茂名石油城被迫下馬，公司面臨著施工任務嚴重不足，且新興工業城市回旋余地小的嚴峻勢，從1961年開始的頭兩年里，施工任務逐年遞減60%。根據上級主管部門的部署，在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積極措施，帶領廣大職工共渡難關。

一、積極尋找新的施工任務。當時提出的方針是：“任務不計大小，路程不計遠近，條件不好壞，生活不計艱苦”，放下建筑野戰軍架子，面向地縣打“游擊戰”。前后在湖南郴州，廣東珠海湛江、海南和茂名郊區承攬一些任務，包括農村的水渠、橋梁。

第一工程處一隊在海南島尖峰嶺上承建華南熱帶林科所的一個小工程，幾百平方米的房屋建筑，沒有道路和水電，施工和生活條件分艱苦，參建人員克服重重困難，僅用了四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任務，被譽為公司的“尖峰嶺精神”。

二、調整機構，精簡人員。1962年3月，根據建工部四局《關于調整企業組織機構的有關通知》，以公司原第一、四工區和建材廠的主要力量為基礎，另行組建四局三公司。留下的第二、三工區改為三個能相對獨立施工的工程處，公司機關由處室改為科室。

同時，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精簡職工1738人，其中1958年以后參加工作的占80.3%，被精簡后返回農村的占75.4%。公司職工人數由1961年的9832人，減至4232人。

三、大辦農副業生產。在茂名市郊辦了佛子嶺農場，下設三個農副業生產大隊，開墾荒地1512畝，種植農作物1408畝，飼養家畜、家禽，為改善職工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公司機關和基層生產單位還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多種經營，加工生產家用、農用的工用具和維修活動，不少職工在工地和住所的房前屋后種菜、種糧，生活上“瓜菜代”、低標準，同心同德共渡難關。

1961年至1963年上半年，公司的施工生產處于低谷。施工產值由1960年的3586萬元，下降到1961年的1461萬元和1962年的530萬元，連續兩年出現巨額虧損，工程成本虧損額257.3萬元，平均虧損率12.8%。

在貫徹執行“八字方針”過程中，黨中央和國務院又及時明確：用1963年開始的三年時間，作為“二五”計劃到“三五”計劃的過渡階段，繼續執行調整方針，著重于“鞏固、充實、提高”，“三五”計劃推遲到1966年實施。

并先后頒布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和《國營建筑安裝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建安一百條)?！稐l例》規定了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必須執行的責任制度和規章制度，為企業貫徹“八字方針”指明了方向。此后，又做出了關于加強內地(三線)建設的決定。

1963年1月，建工部決定：公司整建制調遷蘭州，并將四局三公司湖南郴州工程處(原公司四工區)回歸公司建制，負責承擔甘肅蘭州和陜西咸陽兩地的施工任務。

主要是蘭州石油化工機器廠、蘭州機車工廠和安寧“三廠”(長風、新蘭、萬里廠)的返修加固工程；新建的咸陽西北橡膠廠，以及空軍五六〇二工廠的擴建工程。

在完成這些施工任務的同時，企業的主要工作是，圍繞貫徹“八字方針”，落實《工業七十條》和《建安一百條》，廣泛開展群眾性的工業學大慶。

1963年9月，西北工程管理總局黨組副書記秦烈英；1965年4月，建工部副部長劉裕民先后在公司第一工程處蹲點，有力的促進了公司的施工生產和企業管理。強化了在黨委領導下的經理分工負責制和以總工程師為首的技術責任制，并設置了總會計師，加強了行政指揮體系。

企業管理上著重于：(1)狠抓基層建設、基礎工作和職工大練基本功的“三基”工作；(2)建立健全三級核算體系，統一會計憑證、報表和核算方法；(3)加強設備管理和維修、更新、改造，開展“五好”設備競賽；(4)總結“快速施工法”的經驗教訓，進行施工工藝改革；(5)試行以實物形象進度為中心的施工作業計劃考核辦法和按定額工日核算勞動生產率的“定額工日法”；(6)物資管理上學習大慶“五五”化、“三相符”的經驗；(7)恢復職工的獎勵制度。在此基礎上，修訂、補充、完善企業的各項規章，印發了約22萬字的《企業管理制度匯編》。

在此期間，國內經濟形勢逐步好轉，三線建設的工程項目分批下達，永昌電廠、六四五、二四七等新建項目，長風廠、新蘭廠、萬里廠、蘭石廠、蘭州一毛廠等擴建工程陸續開工。

廣大職工在學大慶中廣泛開展“比、學、趕、幫、超”的競賽活動，施工生產和各項管理迅速恢復和發展。統計資料表明，1965年完成施工產值3016萬元，竣工房屋建筑面積23.97萬平方米，工程成本降低率3.22%，已達到較好水平。